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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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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掏出了钱包。乔万红还没有等我的钱包完全露面就制止了我。乔万红说：“说你父亲比你聪明你还不服气。你有多少钱？容容欠的是八十万美金，而且是高利贷。读过描写万恶旧社会的小说吗？高利贷逼死人的俗话知道吗？好了。我该说的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现在，到此为止。”

八十万美金，我迅速地计算出那就是将近七百万的人民币了。容容怎么会欠人家七百万？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要这么多钱做什么？

没有人愿意对我解释钱多到一定程度有什么用途。乔万红对我说的最后的话是：“我离婚了。我丈夫在美国再婚，不管孩子了。我女儿要是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养母，那就是我们母女最大的福气。”乔万红的结束语是：“易明莉同志，是你给了我希望和信心！”

正文四

据说北京有一句话，说是找天上的星星容易，找郝爷难。

圈内的人，大家都把郝运叫做郝爷。这是北京！

可是，电话一通，一听我说是郑容容的妈妈，郝运立刻就说要见我。可见，什么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对吗？不用于世杰北京的朋友帮忙张罗，我还不是找到了郝运？郝运是容容的老板，容容在郝运的公司上班。容容三个月没有消息，别人不知道她的行踪，发她工资的老板还能够不知道？

郝运的公司非常地不好找，在北京西城一个偏僻的胡同里面。从外表看，像哪个小城市早年在北京设立的驻京办事处。进了门，才发现别有洞天，全都是现代化的装修。我在办公室坐了足足二十分钟，茶水续了两次，郝运还没有出现。我再次地看看手表，决心要离开。忽然，一面墙的书柜移动了，书柜是一扇门，经典书籍只是精装的封面套子。我被吓了一大跳，我还没有想到在现实生活中，还真的有人在办公室里做秘室。

一个曾经做过兔唇缝合术的小个子男人出现了。他深沉地冷漠地说：“我是郝运。”

我不喜欢郝运。见面我就可以下这么一个结论。他故意让我久等，然后突然从秘室里转出来，吓得我够呛。这男人看上去也就是三十五岁左右，故意装老，穿中式大褂，胸前横了十几道盘扣，下面是军裤和中式老头鞋，老头鞋是软牛皮的，脖子上还挂了一只银链子的怀表，眉眼长得酷似生病的猴子，一口油滑的京腔。我真的是不喜欢郝运。在三十五岁左右以后的人群当中，兔唇已经很少有了。兔唇豁嘴，天花麻子，小儿麻痹症瘸子，麻风面容，这样一些标志国家贫穷，人民健康水平底下的疾病，应该在五十岁以上的人群中比较多见；而年轻的郝运兔唇缝合，加上他的穿着打扮和长相，似乎在张扬他的残缺，给人一种故意给历史抹黑的感觉。我不知道郝运为什么这样。既然他办着广告公司，做着不小的生意，肯定属于富有阶层了，干吗要弄出这么一副扮像来？既然能够下决心把自己扮成这副模样，还在办公室里做了秘室，鬼鬼祟祟地从书柜后面转出来，这就不是一个阳光的人了。郝运把问题搞复杂了。我甚至觉得郝运的秘室里是不是有一只大木箱，而我的容容，就被藏在里头，五花大绑，嘴里塞着臭袜子。难怪连乔万红那种女人都怕他几分。

我不怕郝运。我是容容的妈妈，我是来找我女儿的，这一切天经地义。我说：“郝运，容容到底在哪里？”

郝运说：“问得好！这正是我要知道的！”

我说：“容容到底在哪里？你要不说，我就要报警了！”

郝运停顿了一刻，突然一拍桌子，厉声道：“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还能是什么人？我是郑容容的妈妈。

郝运说：“得了！实话实说吧！今天你不说实话，是走不出郝爷这道门的！现在让我先告诉你：郑容容的妈叫上官瑞芳，现在住在一个叫做枫园的精神病院。她的一个父亲叫做郑建勋，双性恋者，开着汽车修理铺，招了几个眉清目秀的小工人在身边，生活得其乐融融；另一个父亲叫金农，在上海陆家嘴做外国保险公司的代理，是一个花天酒地的上海滩公子哥儿。你，到处号称是郑容容的妈妈，其实只是养母。养母不是亲妈，你懂吗？容容六岁的时候，你就可以狠心地把她从高台上推到游泳池里，十三岁就把她送到了北京。你是一个药剂师，不断哗众取宠地宣传什么提高了新药的免疫水平；而你老公是一个混混，披着文化人的外衣，在小青年面前充大师，暗地里净在外面捞小钱。吃惊了吧？郝运为什么叫郝爷，现在你知道了吧？”

郝运挽起了他的衣袖，更像旧社会了。有那么一刻，我倒真是被他的神通震慑住了。郝运他把双腿架在了办公室桌上，他的皮鞋底成为了他瘦小身体上的最大两个平面。

郝运说：“现在，易明莉老师，你突然出现了。你到底想干什么？谁让你来的？郑容容到底躲在哪里？说吧！隐瞒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从来还不知道，我们夫妇的状况，以及上官瑞芳的状况，被这么一个我们从来不知道，更不认识的小个子兔唇，了解得这么清楚，描绘得这么不堪和带有侮辱性。这种情形，实在让我震惊。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就只是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我上班下班，日复一日，永不厌倦地做血清实验，与碰撞出清脆声响的洁净的玻璃器皿打交道。我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与哗众取宠毫不沾边。我的世界，由我的同行和所里的同事组成，我的领导是蔡唐伯，他活跃，夸张，把所有工作都同经济效益联系起来，把每个药剂师都当摇钱树，可他在外面的吹嘘与我没有关系。我丈夫于世杰每天都在编辑《中国医药风》，杂志只是在行业内有人知道，靠发行本身不赚钱，却有权威性，在上面发表了论文，评职称就很管用了，所以杂志社经常会获得一些实惠的帮助。于世杰的性格很吊，朋友很多，喜欢豪华小车，善于侃侃而谈，或者热中于教导他人，这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的；同时他心肠很好，不会损人利己，这也是大家所公认的。我每个周末去看望母亲和弟弟，每隔两周到三周去枫园看望上官瑞芳，每隔一个月去一次郑建勋的汽车修理铺，为上官瑞芳取一次医疗费。每当新的春天来临，以及秋霜初降，我就会在我父亲的麦地附近走一走，采集两束看麦娘，一束带给上官瑞芳，插在她床头的花瓶里，所谓花瓶，就是从前的糖水橘子罐头那种胖胖的玻璃瓶。精神病人，谁会给他们使用像样的东西呢，不过上官瑞芳的这只玻璃罐头瓶，跟着她，足有二十年了，比在健全人家里使用的寿命还要长。另一束看麦娘，我要带回家，插在一只据说是水晶制品的花瓶里。每年清明节，我们都要去给父亲上坟。由于母亲坚持要鲜花，我就去花店购买鲜花，但是我会在花束当中夹一把看麦娘，代替花店普遍使用的满天星。4月里初生的看麦娘，它们的穗子还是那么的柔软，就像所有小动物的茸毛，这些茸毛在我的脸颊上无意地扫动，常常使我还没有看见父亲的墓碑就热泪满眶。母亲端坐着，随车颠簸，故意不看我，喜忧均无半点流露。在这个家里，有的人表现得比她更加怀念父亲，总是让她感到不对劲。这就是我的世界。晚上看看电视，节假日偶尔打打麻将，洗衣机在转动的时候，我坐在马桶上翻看报纸和杂志，对干部腐败、抢劫杀人、坑蒙拐骗的新闻已经厌倦，我只看看大标题就翻了过去。现在社会上太多这样的故事，占用了我太多的时间和注意力，我幡然猛醒，觉得很不值得。我要用这些时间去听听我喜欢的音乐，陪陪上官瑞芳，在黄昏的野外，散步在有看麦娘的小路上。这就是我的世界。我在每天清早的镜子里，几乎难以觉察地觉察到我在变化，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手背上渐渐现出了四个酒涡，脸上渐渐现出了皱纹，目光柔和起来，脸庞慈祥起来。除了我梳妆台上忠实的镜子，郝运是第一次描述和勾勒我的世界的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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