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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位早期政治家曾留下这样一段话：我们这辈人骑在马背上征战，为的是我们儿子一代能从事科学和哲学，为的是我们孙子一代能从事音乐和舞蹈。

他的传代概念当然是一种比拟，传达出他内心的人性目标。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欧洲很多地方还是一片废墟的时候，还没有很好修复的音乐厅开始演出了，大量衣衫不整、家破人亡的幸存者聚集在一起，让音乐把自己从灾难中提升。从这些废墟音乐会中，人们已可看到欧洲的今天和人类的前景。

显而易见，把艺术仅仅看成是社会上少部分人谋生的职业是不对的，看成是让千百万观众偶尔轻松愉悦一下的机遇也是不对的。艺术，是人之为人的一种素质，是人与人在误会与烦躁中进行美好沟通的一种可能，是人类为使自身免于陷入浅薄功利而发出的一次次永久性的响亮提醒。在远古，艺术使祖先在骇人的苦难中进入游戏，在游戏中溶入群体、溶入造型、溶入宗教；在现代，艺术使我们从熙攘纷扰中超拔出来，领略宇宙、开掘生命、回归本真。艺术是贯通人类始终的缆索，是维系人类不在黑暗和邪恶中迷失的缰绳。

人类也一再地经历过漠视甚至糟践艺术的时代，好不容易到了今天。今天，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艺术与人人有关，艺术素质的高低，是判别一个人人格水平的要素之一。对于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也同样如此。

于是，呼唤更多的人进入艺术领域，在艺术中获得陶冶，是一切文化人义不容辞的道义责任。

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时间的筛选总会使原本重要的人和事渐渐变得不重要，相反，又会使原本不重要的反而显得重要起来。一层层筛选，一次次过滤，最终凸现于历史的那批人中，居然有很大一部分是艺术家。想当初，满朝权贵豪强哪里看得起这些乐师、画匠、诗人、文士呢？但在千百年后人们的心目中，那个时代往往以艺术家的名字命名的，权贵豪强们只是艺术家大名下的“同时代人”罢了。

为什么时间会省略掉那么多粗重的历史笔墨，特别垂青于艺术呢？我想这里透露了人类的一些终极性追求。

从本性而言，艺术不应该被肢解为畛域森严的技术性职业。艺术是人类殷切企盼健全的梦，它以不断战胜狭隘性作为自己存在的基点。艺术的灵魂，首先体现为一种充分释放、自由创造、积极赋型的人格素质。这种素质或多或少在每个人心底潜藏，因而每个正常人都有机会成为各种艺术深浅不同的接受者和共鸣者；照理大家也有可能成为兴致广泛的创造者的，但终于遇到了约束和分割，艺术创造的职能只集中到了一批称之为艺术家的特殊人物身上，而且他们也被要求以终身的专一来琢磨一个行当。为此，历来总有一些艺术大师为自己置身的门类性局限而深深苦恼。

艺术的创造当然会受到不同人种、地域、文化传统和社会思潮的制约，但就其终极性的意义而言，却是人类的共同事业。

堪称创造者的艺术家，总是欣喜而急切地把自己刚刚获得的某种心理适应，公诸于世，吸引广大接受者也来获得这种心理适应。他要在自己的读者群中创建一种适应，他在创建自身之后创建着他人。

我们可以写出长长一串中外艺术大师的名单，是他们，使人类适应了可以构成层累的各种美的气度、美的神貌、美的心绪、美的情境。他们以他们的作品创造了一部使人类渐渐适应由低到高的文明的历史，即使是我们，身心之上也深深地留着他们塑捏我们的指印。我们短暂的一生，很可看成是人类历史的缩影：从幼到长，一步步适应了各种层次的艺术作品，艺术的宝库在我们眼前横亘成一个有机系列，随着我们的年岁增长，不断帮助我们创造适应，又突破适应。终于，我们成了一个比较健全的人。这也是人类的总体情景。

艺术，固然不能与世隔绝，但它的立身之本却是超功利的。大量的社会历史内容一旦进入艺术，便受到美的提纯和蒸馏，凝聚成审美的语言来呼唤人的精神世界。

艺术是自由的象征，是理想人生的先期直观，是人的精神优势的感性吐露，是世俗情感的审美净化。艺术对人生的塑造，都以此为目标。

思想限制、科举引诱、刀兵威胁，这三项，几乎剥夺了当时所有艺术家的自由，因而实际上也就是扼杀了一切真正的艺术家。明代初年文化界的岑寂，也本源于此。

自由，民族精神的自由，是一代文化的灵魂和动力。不要苍白的严整，宁肯要离乱中的自由精神；不要狭窄的云梯，宁肯要草莽中的自由奔突；不要堂皇的典籍，宁肯要粗声豪气的自由言语。自由，自由！平稳的朱明王朝剥夺了这种自由，因而也就消除了文艺所必需的吸附力和精神活力。这一切，即便在战乱中也没有被剥夺得那么多。伟大的民族精神失去了自由，也就失去了自身，它就会被帝王意志、正统意念所取代，它不得不沉睡了。

我想，事情的症结还在于我们没有很多生命力强健的现代艺术家去震撼人们，致使人们常常过着一种缺少艺术激动的生活。什么时候我们身边能再出几个像徐渭这样的画家，他们或悲或喜的生命信号照亮了广阔的天域，哪怕再不懂艺术的老百姓也由衷地热爱他们，编出各种故事来代代相传？或者像朱耷这样，只冷冷地躲在一边画着，而几百年后的大师们却想倒赶过来做他的仆人？

全国各地历史博物馆和古代艺术家纪念馆中熙熙攘攘的游客，每时每刻都有可能汇成涌向某个现代艺术家的欢呼激潮。现代艺术家在哪里？请从精致入微的笔墨趣味中再往前迈一步吧，人民和历史最终接受的，是坦诚而透彻的生命。

我非常喜欢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几个传本法帖，大多是生活便条。只是为了一件琐事，提笔信手涂了几句，完全不是为了让人珍藏和悬挂。今天看来，用这样美妙绝伦的字写便条实在太奢侈了，而在他们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接受这张便条的人或许眼睛一亮，却也并不惊骇万状。于是，一种包括书写者、接受者和周围无数相类似的文人们在内的整体文化人格气韵，就在这短短的便条中泄露无遗。在这里，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相溶相依，一支毛笔并不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职业和手艺，而是点化了整体生活的美的精灵。我相信，后代习摹二王而惟妙惟肖的人不少，但谁也不能把写这些便条的随意性学到家。

人类在与自然周旋的漫漫长途中，有时自然的暴力会把人完全吞没，如地震，如海啸，如泥石流，一时还很难从这些事端中提取出美。人至少要在有可能与自然对峙的时候才会酿造美，在这种对峙中，有时人明确无误地战胜了自然，例如汽车、电灯、柏油路的出现，产生了一种松快愉悦的美；有时人与自然较量得十分吃力，两相憋劲，势均力敌，那就会产生峻厉、庄严、扣人心弦的悲剧美。由于这种美衬托了人类严峻的生存状态，考验了人类终极性的生命力，因此显得格外动人心魄。人类的生活方式可以日新月异，但这种终极性的体验却有永久价值。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吧，历史上一切真正懂艺术的人总会着迷于这种美学形态，而希腊悲剧乃至种种原始艺术总是成为人类不衰的审美热点。过于整饬、圆熟的审美格局反射了人对自然的战胜状态和凌驾状态，可以让人产生一种方便感和舒坦感，却无法对应出一种生命考验。

虽然从道理上说美丑的对峙壁垒森严，它们在接壤处的分界却颤若游丝、晃动不定。大美大丑起之于小美小丑，而对小美小丑的分辨却十分困难，需要有慧眼来引领，有程序来规范。

客观景物只提供一种审美可能，而不同的游人才使这种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实现。苏东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无生命的自然形式变成美。因此不妨说，苏东坡不仅是黄州自然美的发现者，而且也是黄州自然美的确定者和构建者。

但是，事情的复杂性在于，自然美也可倒过来对人进行确定和构建。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这实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有趣关系。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两方面一起提升，谁也离不开谁。

审美境界，有可能高于铁血征战。

战争双方，如果没有逾越人类公理的底线，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留下的只有意志的比照、智谋的竞赛、人格的对垒，成为永久的话由、写作的题材。《三国演义》里的马蹄硝烟，苏东坡如此悠悠缅怀，罗贯中如此娓娓道来，只因为那已是审美意义上的征战。

滑铁卢的战事之所以与敦刻尔克大撤退、诺曼底登陆不同，是因为双方都没有逾越人类公理，因此一起成了后代的审美对象。审美一旦开始，胜败立即退居很次要的地位，人们投注的是人格视线，即便是匹马夕阳、荒原独吼，也会笼罩着悲剧美。因此，拿破仑就有了超越威灵顿的巨大优势，正好与胜败相反。

审美心理曲线是一条长长的抛物线，以值得关注的奇异强势作为起点。人们关注拿破仑由来已久，尤其是他从放逐的小岛上直奔巴黎抢回皇位的传奇，即使不喜欢他的人也会声声惊叹。滑铁卢只是那个漂亮行程的一个终点。可怜威灵顿，虽然胜利，却只有点而没有线。谁有那么好的视力去关注一个孤零零的点呢，因此难怪比利时的小学生不知道他，反而爬着他的胜利高坡，来怀念他的手下败将。

其实岂止是今天的小学生，即便是战事结束不久，即便不是法国人，大家说起滑铁卢，也已经作为一个代表失败的词汇。可见，人们都把拿破仑当作了主体，都不自觉地站到了他的一边。

美永不凝固。即使是处于凝固状态的雕塑，也会在变动的社会生活中缓缓地变易着它们的美学内涵，与不同时代的观赏者互通声息。许多希腊雕塑在近代世界上所焕发的美学内涵，与它们刚刚脱胎成型之时已有很大的不同。在变易的长河中，有些美学形态逐渐被淘汰，有些美学形态被赋予新的价值。此间标准，就是人们变化着的审美心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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