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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石之路（第2页）

那次我从台湾回上海，便打电话给一位肯定参加过这个组的退休教授。教授不在家，是他太太接的电话。

我问：那个小组到底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当时有哪些成员？

没想到，教授太太在电话里用哀求的声音对我说：“那么多报刊，批判成这样，已经说不清。我家老头很脆弱，又有严重高血压，余先生，只能让您受委屈了。”

我听了心里一哆嗦，连忙安慰几句，就挂了电话，并为这个电话深感后悔。这对老年夫妻，可能又要紧张好几天了。

这条路断了，只能另找新路。

但是，寻“石”之路，并不好找。

要不，从进攻者的方向试试？

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我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个“悬赏”，宣布那几个进攻者只要出示证据，证明我曾经用“石一歌”的署名写过一篇、一段、一节、一行、一句他们指控的那种文章，我立即支付自己的全年薪金，并把那个证据在全国媒体上公开发表。同时，我还公布了处理这一“悬赏”的律师姓名。

这个“悬赏”的好处，一是不伤害“石一歌”，二是不伤害进攻者。为了做到这两点，我真是花了不少心思。

《南方周末》没有回应我的“悬赏”，却于二〇〇四年发表了一张据说是我与“石一歌”成员在一起的照片，照片上除了我还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姓孙的发动者。照片一发，《南方周末》就把“石一歌”的话题绕开，转而声言，这个姓孙的人“清查”过我的“文革问题”。于是，又根据他提供的“材料”进行“调查”，整整用了好几个版面，洋洋洒洒地发表。虽然也没有“调查”出我有什么问题，但是，读者总是粗心的，只是强烈地留下了我既被“清查”又被“调查”的负面影响，随着该报一百多万份的发行量，覆盖海内外。

寻“石”之路，居然通到了这么一个险恶的大场面。

按照中国的惯例，“喉舌”撑出了如此架势，那就是“定案”，而且是“铁案”。

但是，在英国《世界新闻报》出事之后，我觉得有必要向《南方周末》的社长请教一些具体问题。

这些问题，当初我曾反复询问过该报的编辑记者，他们只是简单应付几句，不再理会。据我所知，也有不少读者去质问过，其中包括一些法律界人士，该报也都不予回答。但是，今天我还是要劝你，尊敬的社长，再忙，也要听一听我下面提出的这些有趣问题。

四

第一个问题：贵报反复肯定那个孙某人的“清查”，那么请问，是谁指派他的？指派者属于什么机构？为什么指派他？他当时是什么职业？有工作单位吗？

第二个问题：周恩来长期以来一直主持着中央日常工作，有人在他去世后“清查”他所布置的文化重建项目，应该由中央批准吧，有相关文件吗？

第三个问题：如果真的进行过什么“清查”，这个人怎么会把“材料”放在自己家里？他是档案馆馆长吗？是人事局局长吗？如果是档案馆馆长或人事局局长，就能截留和私藏这些档案材料吗？

第四个问题：他如果藏有我的“材料”，当然也一定藏有别人的“材料”。那么，“别人”的范围有多大？他家里的“档案室”有多大？

第五个问题：这些“材料”放在他家里，按照他所说的时间，应该有二十七年了。这么长的时间，是谁管理的？是他一人，还是他家里人也参加了管理？有保险箱吗？几个保险箱？钥匙由谁保管？

第六个问题：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高校领导很多年，级别是正厅级，当时上级机关考察和审查官员的主要标准，恰恰是“文革表现”，而且严之又严。他既然藏有“清查”的“材料”，为什么当时不向我的上级机关移送？是什么理由使他甘冒“包庇”、“窝藏”之罪？

第七个问题：他提供的“材料”，是原件，不是抄件？如果是原件，有哪个单位的印章吗？

第八个问题：如果是抄件，是笔抄，还是用了复写纸？有抄写者的名字吗？

第九个问题：这些“材料”现在在哪里？如果已经转到了贵报编辑部，能让我带着我的律师，以及上海档案馆、上海人事局的工作人员，一起来看一眼吗？

第十个问题：如果这些“材料”继续藏在他家里，贵报能否派人领路，让我报请警官们搜检一下？

……

先问十个吧，凑个整数，实在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

我不知道社长是不是明白：这里出现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历史问题”，而极有可能是刑事案件。因为伪造文书、伪造档案、盗窃档案，在任何国家都是重大的刑事犯罪。

说“伪造文书”、“伪造档案”，好像很难听，但是社长，你能帮我想出别的可能来吗？我愿意一听。

当然也可能是“盗窃档案”，但几率不大。因为要盗窃，必定有被盗的机关。那是什么机关？被盗后有没有发现？有没有追缉？我曾经询问过上海的档案机关和公安机关，他们粗粗一想，似乎没有发现类似的案底。

那么，更大的可能是伪造了。但仔细一想，伪造要比盗窃麻烦多了，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功夫去做？是一次性伪造，还是伪造了多次？贵报的人员有没有参与？

我这样问有点不礼貌，但细看贵报，除了以“爆料”的方式宣扬那次奇怪的“清查”外，还“采访”了很多“证人”来“证明”我的“历史”。但是这么多“证人”，为什么没有一个是我熟悉的？熟悉我的人，为什么一个也没有采访？这种事，总不能全赖到那个姓孙的人身上去了吧？

据一些熟悉那段历史的朋友分析，第一次伪造，应该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文革”之后，他们匆忙销毁了大量的材料，只能用伪造来填补；第二次伪造，应该发生在我出任上海市教授评审组组长一再否决了他们的职称申请之后；第三次伪造，应该发生在不少文人和媒体突然都要通过颠覆名人来进行自我表演的时候。当然，如果贵报涉嫌参与，不会是第一、第二次。

需要向社长禀报的是，我已通过一个有趣的小官司，旁敲侧击地从一个同案犯手中，拿到了这些伪造的“材料”企图转移到湖北进行“异地漂白”以求脱罪的证据。这些文革旧人的鬼鬼祟祟，实在让人啼笑皆非。堂堂贵报居然也置身其间，真是匪夷所思。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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