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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孙嘉淦 清代直言敢谏的典范（第1页）

一、初入仕途

孙嘉淦早年家境贫寒。[1]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孙嘉淦考中进士，自此步入仕途，任庶吉士，随后担任翰林院检讨一职。

二、敢言直谏

雍正帝即位初期，朝堂之上弥漫着一种谨慎和压抑的氛围，许多大臣因为惧怕触怒这位新君而选择沉默。雍正帝的性格复杂且难以捉摸，使得朝臣们在提出建议时尤为小心，生怕一言不合便会招致不测。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孙嘉淦却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坚定的原则性。

孙嘉淦上书雍正帝，建议他“亲近兄弟、停止纳捐、西北收兵”。这份奏折并非简单的政务建议，而是触及到了雍正帝统治理念的核心问题。先，“亲近兄弟”暗指雍正帝应当改善与兄弟之间的关系，这可能是在暗示雍正帝在即位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争议；其次，“停止纳捐”则是针对当时朝廷财政中的一些弊端，希望减少腐败现象；最后，“西北收兵”则是对雍正帝军事政策的一种挑战，主张停止在边疆地区的军事活动，以减轻百姓负担。

这样的直言不讳无疑触动了雍正帝的敏感神经，一时间，朝廷上下为之震惊。雍正帝起初愤怒异常，甚至准备严厉惩罚孙嘉淦。然而，辅臣朱轼的几句缓和之言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朱轼认为，孙嘉淦虽有狂妄之举，但却显露出非同一般的胆识，这种评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雍正帝的怒气。雍正帝在思考片刻之后，非但没有惩罚孙嘉淦，反而对其表示赞赏，称自己也佩服其胆量。

这一举动展示了雍正帝作为一个君主的包容性和深思熟虑。他意识到，一个敢于直言的大臣对于国家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这样的忠言虽然刺耳，却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于是，雍正帝决定召见孙嘉淦，并且提升了他的官职，任命他为国子监司业，负责教育事务，表明了对孙嘉淦能力和胆识的认可。

随着时间的推移，孙嘉淦逐渐在朝廷中站稳脚跟。雍正四年（1726年），他被任命为国子监祭酒，负责管理国子监的日常运作。到了雍正六年（1728年）正月，孙嘉淦又被赋予了更重大的责任——署理顺天府尹。这个职位意味着他不仅要继续承担国子监的职责，还要管理京城周边的重要行政区域。

三、新帝重用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随着雍正帝的驾崩，乾隆皇帝即位，标志着清朝进入了新的时代。新帝即位之初，朝中人事变动频繁，各路英才纷纷被启用，以图巩固新君的地位。在这场人事调整中，孙嘉淦因其以往的忠诚与直谏精神受到了乾隆帝的重视。

九月，孙嘉淦被任命为吏部侍郎，这意味着他将参与到朝廷人事的选拔与考核之中，这对于确保官员队伍的廉洁高效至关重要。紧接着，在十一月，他又被授予都察院左都御史之职，同时仍然保留着吏部侍郎的身份。这两个职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吏部侍郎负责全国官吏的选拔和考核，而都察院左都御史则是监督百官的最高监察官，可见乾隆帝对孙嘉淦的信任之深。

不久之后，孙嘉淦再次上疏，这一次他的奏折聚焦于君主的“三习一弊”。所谓“三习”，是指皇帝可能养成的三种不良习惯或倾向，而“一弊”则是指这些习惯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孙嘉淦的奏折直接且深刻地指出了新皇帝可能面临的潜在问题，这是对皇帝个人品质和执政能力的一种提醒。这种敢于直陈天听的精神，在当时的朝堂上是非常罕见的。乾隆帝看到孙嘉淦的奏折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对其深感赞赏，认为孙嘉淦是一位忠心耿耿、敢于担当的大臣。因此，孙嘉淦被提升为刑部尚书，进一步彰显了他在新朝中的重要地位。

在担任刑部尚书期间，孙嘉淦继续秉持公正无私的原则。有一次，河南郑州生了一桩复杂的冤案，案件涉及多名当事人，案情扑朔迷离。之前，虽然朝廷已经派出了钦差前去调查，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面对这种情况，乾隆帝决定亲自任命孙嘉淦前往审理此案。孙嘉淦不负众望，凭借其深厚的法律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他细致地审查了所有证据，并与涉案的十余人进行了深入交谈，最终查明了真相，纠正了冤情，为当地百姓伸张了正义，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乾隆三年（1738年）四月，孙嘉淦再获提拔，升任吏部尚书，同时继续兼任刑部尚书的职务。同年九月，当直隶总督李卫弹劾总河朱藻贪污渎职时，乾隆帝命令孙嘉淦和尚书讷亲共同前往审理此案。在孙嘉淦的主持下，调查组认真核查了所有相关材料，最终确认了朱藻的罪行，并依法对其进行了惩处，再一次证明了孙嘉淦的公正和高效。

四、心系百姓

乾隆三年（1738年）十月，孙嘉淦被任命为直隶总督，这是一项重要的职务，因为他所管辖的是紧邻京师的重要地区，对于稳定地方秩序、保障京畿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直隶总督不仅需要具备卓越的治理才能，还需要拥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尤其是在关乎民生的问题上。

在清朝初建之时，为了确保粮食供应充足，尤其是保证人民的基本口粮需求，政府曾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法令，其中包括禁止民间酿酒的规定。这项禁令的初衷是为了防止粮食被大量用于酿酒，从而导致粮食短缺和社会动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禁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很多百姓因私自酿酒而获罪，这不仅造成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也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孙嘉淦上任后，深入民间考察，了解到实际情况后，他认为这项禁令可能过于严苛，与民情不符。通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孙嘉淦现，酿造烧酒所需的原料主要是高粱、谷糠、豆皮等农作物副产品，而非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主要粮食作物。换句话说，这些原料本身并不直接影响到百姓的口粮供应，相反，如果允许适度酿酒，还可以带动相关的手工业展，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

基于上述考虑，孙嘉淦上书朝廷，提出解除民间酿酒禁令的建议。他强调，适度放开酿酒限制并不会威胁到粮食安全，反而有利于民生改善。孙嘉淦的奏折不仅逻辑严密，而且充分考虑了实际情况，显示出他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地方官员的远见卓识。

清廷在收到孙嘉淦的奏折后，经过审慎的考量，接受了孙嘉淦的意见，并最终解除了对民间酿酒的禁令。这一决策的实施，对于促进民间手工业的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酿酒行业的展不仅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了农民的收入，而且还促进了相关产业链的展，如农业种植、运输等行业，进而带动了整个地区的经济繁荣。

五、兴修水利

乾隆四年（1739年），孙嘉淦被赋予了直隶地区河务工作的重任，这表明朝廷对他的信任和期望。直隶地区位于华北平原，河流众多，其中永定河是该地区一条重要的河流。永定河的治理不仅关系到当地农业灌溉，还直接影响到防洪减灾以及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因此，孙嘉淦上任伊始，便将治理永定河作为要任务。

在深入了解永定河的现状后，孙嘉淦提出了一系列治理措施。他认为，应该在金门闸上下多建草坝，通过这种方法逐步恢复河道的自然形态，从而增强其排水功能。草坝是一种临时性的结构，通常由草捆或其他植物材料制成，用来减缓水流度，帮助沉积物沉积，从而防止河道的进一步侵蚀。这一方法不仅成本低廉，而且效果显着，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改善河道状况。

同年，孙嘉淦与另一位官员顾琮一起亲自前往天津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仔细勘察了当地的河道以及河流汇合入海的情况。这次考察为后续制定更为详尽的治理方案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在全面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孙嘉淦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建议在静海县的独流镇开挖一条引水河。他认为，这样做可以有效防止河道淤积，并且是治理下游水患的关键措施。

乾隆五年（174o年）九月，孙嘉淦进一步上疏，详细阐述了综合治理直隶境内几条主要河流的具体办法。他提出的计划包括对永定河、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以及东白洋两淀进行全面治理。这一系列措施旨在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和施工，改善整个地区的水利条件，从而达到防洪、灌溉和航运的多重目的。乾隆帝在收到奏折后，不仅批准了孙嘉淦的提案，还特别嘉奖了他的努力。

恰逢此时，江南河道总督高斌进京述职，乾隆帝命令高斌在路过直隶地区时，与孙嘉淦共同协作，处理直隶河务工作。高斌的到来为孙嘉淦的工作增添了新的助力，两位经验丰富的官员共同合作，使得永定河的治理工作得以顺利推进。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永定河的河道得到了有效的清理和疏通，不仅增强了河道的排水能力，还加强了保定城郊的堤防建设，大大提高了该地区的抗灾能力，减轻了洪水给当地居民带来的苦难。

六、晚年

乾隆六年（1741年）八月，孙嘉淦从直隶总督的职位上调任为湖广总督。这一调动意味着他将面临新的挑战和责任，湖广地区同样是一个地理位置重要、人口稠密的地方，需要一位既有经验又有魄力的官员来治理。

然而，好景不长，乾隆八年（1743年），孙嘉淦因为在处理谢济世案的过程中被认为包庇属下，处理不当，最终被革去了湖广总督的职务。这次事件对孙嘉淦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他的政治生涯并未因此而结束。次年，即乾隆九年（1744年），孙嘉淦被任命为宗人府府丞，虽然这个职位相对低调，但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职务，显示了朝廷对孙嘉淦能力的认可。

乾隆十年（1745年），孙嘉淦再次获得晋升，担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这一职位让他重新回到了中央监察体系的核心位置，负责监督百官的行为，确保朝廷的各项政策得以公正有效地执行。

到了乾隆十二年（1747年），孙嘉淦以年老为由请求退休。考虑到他已经六十多岁，这个年龄在当时已经是相当高龄，他的请求得到了乾隆帝的批准。然而，孙嘉淦并未真正离开政坛。两年后的乾隆十四年（1749年），他回到京城，入值上书房，这表明他在退居二线的同时，仍然在为国家贡献自己的智慧和经验。

乾隆十五年（175o年），孙嘉淦再次被重用，先是担任兵部侍郎，随后升任工部尚书，并署理翰林院掌院学士。这一连串的晋升表明，尽管年事已高，但孙嘉淦的才能和经验仍然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

乾隆十七年（1752年），孙嘉淦达到了他仕途生涯的巅峰，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这个职位不仅是对他多年忠诚服务国家的一种肯定，也是对他个人能力的高度认可。吏部尚书负责全国官员的选拔与考核，而协办大学士则意味着他在参与制定国家政策方面有着重要的言权。

然而，孙嘉淦的辉煌仕途并未持续太久。乾隆十八年（1753年）十二月，孙嘉淦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在他去世后，被追赠谥号“文定”，这一谥号不仅是对他学术成就的认可，更是对他一生廉洁奉公、敢于直言精神的赞扬。

结语

孙嘉淦的一生是清廉与忠诚的写照，他的故事激励着后人追求真理和公正。尽管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直言不讳往往伴随着风险，但孙嘉淦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成为了清代历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直言名臣。他的事迹证明了即使在权力中心，也有可能保持个人的道德底线，并为社会的进步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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